贾敬龙案:律法不“轻死”,百姓才不“轻生”
2016-10-24 10:27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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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与百姓:“轻死”与“轻生”

文 | 丁小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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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欠债还钱,杀人偿命”,这条古律深入人心。它的心理机制建立在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基础上:那就是因与果的对等。但作为法律,它不足与构成充分理由——因为法律的意义不仅仅是惩罚犯罪,也是为了预防犯罪。对于人类来说,预防的意义远远大于惩罚,文明的普遍意识基于让人活得更好——饱暖、自由、安全感、幸福感。

一个人对幸福生活的期望和实施,不能被毁掉——“轻生”的另一面必然是“轻死”,轻死的后果则是人命如草芥。贾敬龙案到最后执行阶段,受到广泛的关注,是一件引人思索的事:生死事大,谁也不能“轻死”。

【贾敬龙案】2009年11月,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委会宣布旧村改造改造,遭到贾敬龙等部分村民的质疑,未得到回复,贾敬龙家等几户人家不同意搬迁。由于拒绝签字,导致了同村亲戚受到影响,年过八旬的老母被村里停发了生活保障福利待遇,亲属对他家拒绝签字拆迁协议开始有所抱怨。迫于这些,2010年11月10日,贾敬龙父亲贾同庆在未征得儿子、女儿同意的情况下,私自与村委会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。

得知父亲擅自签字拆迁协议后,贾敬龙非常气愤,独自居住在被要求拆迁的房子里。2013年2月27日,村支书何建华带队开始进行强拆。报警之后强拆停了下来,此后贾敬龙一家多次找到何建华交涉此事,不过并未有结果。

因为楼房宽敞明亮且朋友们都熟悉这个住址,贾敬龙决定于2013年5月25日在老房子举行自己的婚礼。为此贾敬龙精心装修婚房,并委托大伯等人向何建华求情,但被后者拒绝。2013年5月7日,距婚期18天,多名不明身份人士强行用钩机拆除楼房主体,贾敬龙在楼房内不肯离开。在强拆之中贾敬龙被打伤。

强拆婚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婚期取消。在未婚妻父母的干预下,婚约最终被女方取消。不久,贾敬龙的未婚妻在家人安排下另嫁他人。“何建华背信弃义,认为我家25万补偿过高,不符政策。”贾敬龙在自己的陈词中写道,自己多次和村支书何建华交涉,要求合理补偿,被拒。

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,贾敬龙举起手中的射钉枪,对准村党支书何建华的后脑,将其当场射杀在团拜会的现场。贾敬龙随后弃枪开车离开,汽车被村民撞停,民警赶到将其控制。此时贾敬身体多处受伤,右小腿粉碎性骨折。

2015年11月24日,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贾敬龙案作出一审判决,判决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贾敬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。2016年5月17日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采纳任何辩护意见,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(来自凤凰新闻、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)

广为传播的一张照片:在婚房被强拆时,贾敬龙站在房子上挥舞国旗,一个人对公义律法国家的信赖和期待,不能被毁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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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敬龙不是个“轻死”的人,他不是处心积虑要去夺人性命,也不是把自己的命不当一回事。

他在遭受强拆时,也没有和拆迁人发生肢体冲突,并且试图去解决问题;他收拾了房屋,准备结婚,当婚房被拆除时发成了冲突,他也尽力克制了自己,没有当场酿成暴力事件。未婚妻取消了婚约嫁给别人,基本上毁掉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——作为村委会一级的基层行政机构,非但没有去化解这个矛盾,去帮助一个人走出困境,而是借用公权,把他逼上绝路,

毁掉一个人生活的期望,实际上是逼迫人走上“轻生”之路——

“轻生”则必“轻死”,不管是夺人性命还是被夺去性命,在这种剧情下,都会变成了一件轻如鸿毛的事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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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敬龙被判处死刑,引发了众多法律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关注和激烈争辩。对于法律专家们来说,更多地站在量刑的角度,来探讨贾敬龙案判决是否得当、量刑是否过重——从法理角度探讨,理性公众讨论一个刑案,有利于普及法律观念,求得共识。

普通百姓关注此案,则更多地带有情感因素:各种“法”互相纠缠,给普通人的认知造成了极大的困惑,同情心与法律观互相打架——说明了常识逐渐深入人心,人们更愿意用现代社会公器来维护个人的权益。

早在2006年,根据全国人大对对相关法律的修订,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此前省一级高院的死刑核准权,这被视为社会的进步——人命大于天,对死刑判决的慎重,体现了法律的人道精神和人本意义。毕竟,杀死一个人,不足以阻止其他人犯罪;而枉杀一个人,造成的结果是引发整个社会对法律公器的怀疑——这种怀疑的对社会公义的破坏力,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杀人案件。

不管专家和百姓如何去争论贾敬龙案,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社会关注点:那就是在高喊“刀下留人”之前,慎举“法律之刀”。

悲剧反思:一个年轻人的人生不能被“强拆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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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子说,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——在暴政下,社会管理者视人命如草芥,人民也就当死是一件轻如鸿毛的事儿。

既然死如此无足轻重,那死刑也就毫无意义;我们在舞台上常见的死刑场面,是酱紫的——砍头不过碗大的个疤,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
这个极具喜剧色彩的场景,让人对自己的生命举重若轻——人不惜命,那随意夺人性命和随意被人夺去性命,没什么差别。杀人罪案和死刑判决就像家常便饭,谁也不会太在意。

当整个社会关注一件死刑案并且去探讨,这件事的意义大于两个人的生死——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更多人的生死,少一些枉杀和冤杀,就会少一些怨气和冤情。

对于犯罪来说:惩罚不可少,死刑要慎重。涉及两个问题:第一个,量刑轻重与否,评判是否得当,关乎法律公平公众;第二个,惩戒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更多的犯罪,而不是为了简单的“平民愤”——死刑固然痛快,但平了民愤之后又如何?

这两件事意义重大:

法律公平公正了,才能真正的平民愤得民心,达到维护社会公平公义的效力,所谓公道无非就是让人“心服口服”——认罪的意义大于判罪,合理的意义大于合法。

死刑的最终目的不是灭掉一个人的生命,而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显得有价值——轻易划个勾,那是阎王爷,阎王爷是鬼王,不对活人负责;轻易判死刑,则是活人的偷懒做法。法律是个很复杂的东西,每一次画勾,可能都关乎很多人的生命——法律不容许偷懒,否则人间与鬼界何异?

无论贾敬龙是生是死,都是对法律的一次真正考验,也是对世道人心的一次评判。慎用死刑,不但是一个现代观念,也是一次对社会进步的考量。

一个人的死活,受到众多人的关注,是因为所有人对律法公器抱着信赖,对社会公义带着期待。不管是法律机关,还是社会管理者,都要珍惜这种信赖和期待——民不“轻死”,方能不“轻生”。

-The End-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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